外公90了，在重庆办了个简单的庆祝活动。为他祝贺的一帮老人，最大的一个94，主持人最年轻，86岁。

　　外公的身体状况明显衰老了。早几年，他走路“噔噔噔”地大步流星，遇到有人搀扶，会甩开别人的手，说：我还没有老呢。现在这次他没有，在保姆的搀扶下，他坚持走完100多步阶梯回家。

　　外公出生那年正是五四运动。少年时考入梁漱溟办的“乡农学校”就读。1937年，日本人发动七七事变，占了胶东半岛。当时梁漱溟召集老师学生在一起，说愿意自己走的，发银元当路费，愿意跟着队伍去找部队打日本的，就跟上。外公就跟着这支2000多人的师生队伍从山东撤出。他们当时携带有武器弹药，预备是往南找部队的，谁知山东军阀韩复渠为了保存实力，率军全面撤退，把整个山东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这样，外公他们还没找到什么“组织”呢，就跟着退到了河南。韩复渠后来被蒋介石骗杀，四川军阀刘湘因曾与韩复榘、宋哲元三人密谋联合倒蒋，韩复渠一死，刘湘吓得自杀了，这是后话。

　　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武汉成为了全国抗战中心。蒋介石为了培育亲信，在武汉搞了一个“战干团”，就是“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简称，是国民党中央所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共设四个团，均由蒋介石自任团长，当时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团长，实际负责培训任务的，是“教育长”。团本部设于武昌珞珈山。其中第一团创办于武昌，后迁四川綦江，教育长桂永清，是黄埔一期的，后来在台湾当过“海军司令”。第二团设山西，实际未成立。而由阎锡山另办了一个集训团；第三团设江西雩都，教育长唐冠英；第四团设西安，教育长先后为胡宗南、蒋坚忍。

　　在南阳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梁漱溟从他的队伍中选择了180人，派到武汉参加“战干团”第一期训练，本意是要这批人回去带他的部队。蒋介石批准“战干团”学员与中央各军事学校一律待遇，视同为军校出身。所以，我外公现在也是黄埔校友会的成员。

　　1938年7月，第一期毕业时，蒋介石为了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命康泽主持，在武昌开办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这个班名义上不属战干团，实际上不仅学员基本上是战干一团第一期毕业学生中调拨的(后来都成为三青团的骨干)，而且是在战干团内筹备建立起来的，因此也可以说是战干团的一个附设训练班。我外公作为180人中选出来的10人，留在了“青干班”里继续受训。自此，他与梁漱溟的队伍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青干班”有4个中队，每个中队100来人。第一期班结束后，每个中队又选择了9个人，共36名学员建立了“军官队”。他们俗称自己为“36只猴子”，意思是调皮捣蛋的精英分子。

　　日本人的部队逼近长沙，张治中策划“长沙大火”，外公他们是在点火前2个小时得到通知撤离的。武汉沦陷。桂永清把他们带到湖南桃源接受军官特殊训练，每日拉练，训练项目挺多，外公学了重机枪、手榴弹等等，还当过见习炮兵。

　　1938年7月7日，“中央训练团”成立，由“中央训练委员会”直接领导。“青干班”的军官队，成了其中的一支骨干力量，承担了许多训练组织工作。1939年1月，中央训练团迁川，先驻江津杜市，同年3月1日，在重夫南温泉举办了第一期党政训练班。“中央训练团”由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任教育长。实际操办人是副教育长王东原，我外公就担任他的教育副官，不带枪(带枪的叫随从副官，主要负责安全)，军衔是少校，当时他刚刚20岁。党政班我外公是第一期、第二期的班长。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就在他的第二期班上学习了一个月。8月，蒋经国被蒋介石派到江西，筹备“三青团”江西省组织，并且也搞了个“青干班”培训亲信，自任主任。

　　10月，新团址觅定开工修建，中央训练团迁入重庆西郊的“浮图关”。

　　浮图关又叫佛图关(今佛图关)，地处重庆城郊15里处，系陪都一战略制高点，可俯视长江和嘉陵江，“据水陆要冲，东下夔荆，西窥成都，南走滇黔，北通汉中，不独为全蜀锁轮，亦为全国的重心”，历来是军事上的兵家必争之地。由于日机不断轰炸，复兴关几经修建，并筑有巩固的防空设备，因此中央训练团的训练从未因敌机来炸而中断过。

　　从武汉出来以后，“青干班”里就有了三个病号：我外公、郑森棨，孙效友，都是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又染上了疟疾，打摆子。外公身体很虚弱。到浮图关后，他拜到“自然门”宗师万籁声门下学了几年武术，练就了一副好身板，这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吧。浮图关里，留下了他的初恋，后来，那位女子进入白崇禧家当了家庭教师，他们就分手了。

　　在重庆的几年，外公时刻不忘要打日本、杀回老家去，但一直难以遂愿。接触过国民党的一些高层，南京大屠杀、长沙大火、汪精卫叛变，诸多变故，使外公深感当时政治的腐朽与失败。思虑再三，他决意放弃前途远大的少校副官。不为良相，就为良医，他从此弃政从医去了。

　　辞别的时候，王东原很惊讶，说他干的好好的，又年轻，为什么要走。外公说：“我觉得自己没本事，我要去学本事。”那大概是1942或者1943年，抗战还没有结束。随后，他进入了山东医学院学习，主修骨科。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外婆。毕业后在重庆市民医院(解放后叫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医生。

　　文革的时候，外公不是因为历史不清楚，而是因为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慷慨激昂为陶铸鸣不平，被打成了右派，劳改21年。外公被放到415四川省筑路工程总队，先内江集中，去云南修路，后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继而广元旺苍修铁路，最后在成都的都江堰呆了4、5年。在劳改队，他还是行医，因为救了队长的命，得到了优待，身体上没有吃什么亏，还可以独享图书馆，学了不少英文原文的医学大部头。

　　外公一辈子不服输。平反出来以后，他已经60岁了。医院院长说：“你受苦了，现在你可以好好休息了。”他一蹦身站起来说：“搞错没有哦，我在里面呆了20年，就是为了出来休息的吗？我要把失去的20年找回来。”

　　于是60岁的他，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当了10年的骨科主任。

　　70岁，他正式退休了。有位台湾人找到他，想投资出一本英汉医学词典，分别邀请了军医系列、医学院系列和医院临床系列的三位专家做主编。我外公就是主编之一。历时5、6年，一本1000万字的《英汉医学大辞典》正式付印。当时大陆的人力资源价值太低廉了，在国外大赚其钱的这本书，带给他们的回报少得可怜。

　　然而，一生事业辉煌的外公，在家庭生活上却极度低能。他性格刚烈，脾气暴躁，对待家人也像战场上一样。而他的子女，在文革中背着“黑五类”的黑锅，也都养成了火爆的性格——确实，在那样的环境下，也只有那样的性格，才能生存下来。所以，“战争”随时都会打响，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里，时时都少不了这样或那样“擦枪走火”、“怒发冲冠”的“决斗”场面。

　　外婆是这个家庭最大的牺牲品。她也是出身名门，当年第一位从台湾驾飞机投奔“共和国”的飞行员，就是她的堂兄。她原本是封建地主家的小姐，差点裹了小脚，是她妈妈心疼女儿，最后给放了，但从此留下了双脚的畸形。在她身上，充满了中国传统女性温柔、贤良和隐忍的性格。外婆最疼我，我也最喜欢她。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她就是母性的化身，是我精神依赖的对象。外婆的手艺特别棒，做的菜是天底下最好吃的。她能把饺子做成很多种形状，做出很多种馅料口味。有时候，她会偷偷带我出去吃一笼天津“狗不理”，一老一小坐在餐馆一角，她笑眯眯地一边看我大吃热烘烘刚出笼的包子，一边跟我讲来自天津或者山东的故事。

　　很小的时候，我回爷爷家的山沟里去，在池塘边耍水。爷爷吓坏了，拿来根棒子来吓唬我回去。我一边从水边跑开一边说：“你凭什么打我，我又不是你带大的！”爷爷又好气又好笑，说:“那你是谁带大的呢？”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姥姥带大的！”

　　小学5年级，有一次我妈妈打我，我背着书包负气出走，到一个亲戚家借钱，要坐船去重庆找姥姥。我心里想的是：我还有姥姥对我好。那次把我妈吓坏了。

　　大人逗我的时候总爱问：“你最喜欢谁呀？”一般我都是策略地回答：“都喜欢啊。”可私底下我的排序是：第一喜欢的是姥姥，第二是爸爸，第三是妈妈……

　　外婆对家庭的贡献是最大的。外公被劳改的时候，为了不连累家人，跟外婆商量了离婚。她拖着小脚，带着4个叛逆的少年，顶着强大的社会压力，艰难度日。“黑五类”的子女，不但不能读书，就业都成问题。为了能让二姨顶班，外婆无奈之下早早地退了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