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明网特约撰稿人：黄凌

　　我的淘气包儿子已经上学了。每当他撒着娇要妈妈给他穿衣服，或者给他喂饭的时候，他的外婆总会嗔道：“真没出息，你妈妈17岁就去黑龙江了。”

　　如今挂在我母亲嘴边的这句口头禅，似乎成了她的自豪，其实埋在她心底的曾经是难以言说的辛酸和帐然。我永远忘不了那一次奔赴黑龙江时的情景。我是长女，下有三个弟妹。因为是党员家属，自然灾害时期母亲带头响应号召从厂里回到家里。一家六口的经济来源靠父亲一人，其拮据可想而知。

　　我上学早，因此比同届人都要小，上中学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记得和妹妹抢一粒弹子糖，挨了爸爸一顿毛栗子。

　　1968年，是动乱年代中最反复无常的一年。66、67届中学毕业生开始分配。曾经被砸得一塌糊涂的学校又热闹起来。

　　17岁，是个不安分的年龄，各种幻想、憧憬和欲望交织在一起，常常会产生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冲动。

　　一列列火车载着66届的热血青年向北开去。街头巷尾都贴着同一张宣传画。那是一位英姿勃发的军垦战士，身穿戎装，手持钢枪，护耳翻卷的羊皮军帽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大雪纷扬，鹅毛似的雪花落在身上，更增添一翻豪壮之气。画的下首印有八个赫然大字：“屯垦戍边，反帝反修。”

　　再没有比这更有刺激性和诱惑力的了。

　　67届的同学也开始动作起来。一群要好的同学互相鼓动着：“去哦？一道去好哦？”那单纯的冲动简直象现在人们蜂拥着去抢购东西。

　　十几位同学一起报了名，并且都悄悄地瞒着父母。了解我家境的班主任潘老师曾经暗示过我：“慎重点，你是长女，有希望留在湖北的。”可我并不为此心动。

　　当时没意识这是命运的抉择，只是内心有隐隐的不安和惆怅。不知是预感还是潜意识，我忽然懂事地帮母亲做起家务来。

　　那是1968年9月16日的上午，我在家帮母亲往天棚上糊报纸。忽然，潘老师来到我家，他手里拿着一份通知，告诉说：“批准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营，明天就出发。”

　　母亲和我在刹那间愣住了。我没想到事情会发生得那么快。我无法形容母亲吃惊和束手无策。她手中端着的浆糊碗似乎在空中凝固了。好半天她才回过神来，定定地看着我。我懂得她的眼神：“这么大的事，怎么事先也不问问父母，现在你叫我们怎么办？”

　　我至今仍为此深深地内疚，我甚至想哪怕当时母亲狠狠骂我一顿也好。

　　老师告诉我，其他报名的同学都没有被批准。兵团政审很严格，因为我是工人子弟，所以被批准了。

　　光荣乎？幸运乎？只记得涌上心头的是孤独感和失落感。就批准我一个。我将和好友们分别，孤独地和许多陌生的同龄人前往北国。

　　我的父母太老实，就象当初动员母亲放弃就业一样。他们原本可以去大吵大闹，理直气壮地说孩子太轻率，没跟父母商量，说家境如何如何困难，要求将长女留在湖北，但他们没有去吵，没有去闹，又一次听从了命运的安排。

　　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了。母亲急匆匆领着我到派出所迁户口，急匆匆去报到处领到一套平纹布军装和一床薄棉被，争匆匆赶到父亲厂里，从互助会借出50元钱，争匆匆帮我购买日用生活品……

　　因为家穷，我带去的行李怕是最寒酸的了。一只父母结婚时买的旧漆箱，一套父亲的工作服，还有很多肥皂，因为听说北方虱子多，要勤洗衣服。一大包炒蚕豆，让我在路上吃。我患有哮喘，母亲帮我缝了床厚厚的被，用乡下带来的新棉花铺就的，软软的，松松的。

　　入夜，我睡不着，父母更睡不着。弟妹们还小，已呼呼地进入梦乡。他们哪知道大姐第二天要离开他们，再不会和他们抢弹子糖吃了。

　　母亲将头伏在灯下，埋在一堆外婆捎来的土布上。一针一线地为我缝制两件衬衫。一边缝，一边低低地念叨：“过去那是充军去的地方……冰天雪地，吃杂粮……”

　　第二天上午的北站月台上，彩旗飘扬，人声鼎沸。长长的车厢缄默地等待着。从车窗探出一张张血气方刚的脸，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哭哭笑笑。喇叭里传出听惯了的高八度歌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母亲和潘老师站在送行的人群中。母亲和我都没有笑，也没有哭。我们的眼睛只是对视着，对视着。母亲的眼神呆呆地死死地捉住我，生怕我一下子飞走似的。

　　火车终于“呜”地一声启动了，突然从人群中传出一声撕肝裂胆的鹗西北口音的哭叫声：“儿啊，我的儿啊……”

　　一时间，人群中爆发出一片哭声。

　　我依旧定定地看着母亲，向她招手。我看到母亲那两道月牙似的淡眉跳动了几下。她依旧没有落泪，也没有招手。但我知道，她的心比哭喊出声的那位母亲还要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