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是个不幸的遗腹子。但他也是幸运的，因为父亲生前已经为他母亲和他的生活来源作好安排。母亲对他非常亲热和慈爱，常常亲吻他、呼唤他为“亲爱的大卫”，忠诚的女仆佩格蒂也很喜欢他，常常会“张开双臂，把我满是卷发的头使劲抱了一下”，在如此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大卫健康地成长着：思维活跃、想象丰富，口语发展特别好，人际交往智能也不错。

　　可是，母亲在阴险的酒行合伙人谋得斯通先生的追求下，爱情的火花重新燃烧，终于接受了对方的求婚。而且是让谋得斯通先生带着他的姐姐一起住进自己的房子里来。

　　大卫·科波菲尔被蒙在鼓里。科波菲尔太太让佩格蒂故意对儿子说，到亚矛斯哥哥那里去住两个星期，那里“有大海，有大船、小船，有打鱼的，有海滩，还有汉姆和你一起玩”。

　　一般而言，再婚是喜事，家庭破损是烦恼的事。一个孩子，特别是像大卫这样年纪尚小的孩子，接受一个继父的心理困难，应该比接受父亲(或母亲)去世、父母离异的现实要容易很多。但为什么大卫在亚矛斯过完愉快的两周，回家后心理会如此深地受到影响？作品用了这样一些词语来表达他心灵受到的刺激： “眼中充满了泪水，仿佛马上要摔倒了”；“立刻全身颤抖，脸色变得煞白”……

　　他们一起的生活刚刚开始，就立刻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究其原因，撇开谋得斯通的无赖本性，科波菲尔太太允许自己忽视儿子对家庭结构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知情权，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美国费城儿童指导中心的教育和心理咨询专家们认为：孩子年幼时父母离婚，只要不同时伴随家庭暴力，或者并没导致孩子日常生活的急剧变化，他们对于父母离婚事件的情感上的反应强度可能会相当小。这个论断，我认为也同样适用于重组家庭。

　　然而，由于科波菲尔太太的“忽视”，我们看到，大卫这个男孩的日常生活在突然间发生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急于要回到家中，投入母亲的怀抱”的大卫·科波菲尔，发现家里“门开了，半哭半笑，怀着高兴激动的心情，心想见到的一定是母亲”，但见到的却是一个陌生的仆人。大卫到家的第二天晚上，新爸爸的姐姐，一个脸色阴冷的女人也搬来和他们同住。自己熟悉的老卧室已经变了，被安排在一个较远的地方睡了；连楼下也没能够保持原状；空狗窝里也多了条大狗。其实这些还只是硬变化。还有很多无须假以时日就能发现的软变化，更令他痛苦难忍：以前总是露着迷人的微笑的母亲，现在在新爸爸旁边显得畏畏缩缩。他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随便与母亲相见和亲密相处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一切财物，都被新爸爸姐弟俩牢牢抓在了手里。母亲再婚事件，既导致儿子日常生活的家庭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了如此大的急剧变化，而小大卫·科波菲尔又是这种变化过程中的无权参与者，矛盾激化的焦点。加之还伴随家庭暴力，大卫对于母亲再婚事件情感上的反应强度怎么可能小！

　　随着社会的开放、进步，中国人的婚姻生活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自然破损或人为破损的家庭，再婚重组现象越来越多。在接受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也像大卫一样，事先被剥夺了知情权；后来又不待见于新的家长；有的家庭，即使是结婚后，有子女的一方还会把子女继续“雪藏”起来，将他们扔给祖辈或者亲戚，所谓的新爸爸和新妈妈根本不让他们进门(新父亲的比例更大些)。这些孩子在向心理医生咨询的过程中，常常不会主动告知他们家庭这方面的事实。往往是在咨询师帮助寻找和分析幼年生活经验时，家长才会悄悄告诉心理医生。这些孩子也基本不会从心里承认和接受这类新家长。

　　再婚，虽然是件喜事，但处理不好，确实会适得其反，对当事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的心理阴影，很难随岁月的流逝或年岁渐长而消减。科波菲尔太太追悔莫及的忽视的教训应该牢记。孩子有权利和与你们一起享受再婚事件带来的很多具体细节的变化和感受。既然你们的决定会让孩子的生活轨迹受到较大影响，就请别低估孩子对自己再婚的感受力，别剥夺孩子的预先知情权。应该做的是，把自己“重新开始生活”的念头逐步地、慢慢地落实到孩子的日常生活模式上，尽量让孩子保持他所熟悉的生活。这也许是对他最有利的保护，因为这有利于他在面对亲生父亲或母亲再婚所导致的任何变动时仍然有安全感。

　　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这部半自传体作品，通过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大卫·科波菲尔的成长过程和日常生活，表现了健全人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把它喻为“一切英国小说中最好的一部”，认为它“有助于塑造健康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