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0年8月6日下午，公司正搞党员评处，县上派来的联络员小声对我说，她要请假到成都去两天。也许她看我真正一无所知又补上一句：“听说周克芹不行了。”

　　“咋个可能？”我不禁大惊失色，“我前不久才给他通过话”

　　“真的，不哄你。”她慎重其实地说。

　　“哎呀——”我痛苦地长叹一声。

　　会议一完，我把公司的事匆匆安排了，第二天一早就往成都赶，路上总挥不去前不久与周克芹的那次通话。

　　1990年6月20日，我到成都办完公司的事顺便到周克芹家还书，心想今天时间充裕，可以和老师好好聊聊了。周克芹的幺女雪妹给我开的门，她高兴地说：“我爸最近还在念：周嬢嬢咋个这么久都没来了呢？”“太忙了，走不脱…..你爸呢？”“过那边去了。”雪妹指着与她家遥遥相望的省“文联”办公楼说。“你妈呢？”“上街去买鸭子去了…..是炖药给我爸吃。”“你爸怎么了？”“他最近身体不好，人很瘦。”“啥子病？”“说是胃病，还有啥子胆囊炎方面的病。”“咋个病了还去上班？”“他本来在家的，人家打电话来催他去开会，他只得去了。”我在老师书房兼卧室里看书等他回来，可过了一会不见他回来，就着桌上的笔纸准备给他留言，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雪妹接过电话对我说：“是爸爸打过来的——问你在不在。”我赶忙接过电话听到了周克芹沉稳、平缓的声音：“周兰吗？”“您咋个晓得我在您家呢？”“你们公司的人找到我这里来了，问你好久回去，车在下面。”“您啥子时候能回来嘛？” “我这边开起会的，走不脱啊。”“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大好的？”“有点。”“您要好好保重身体啊。该休息就休息，不要累坏了。”“有啥子办法呢…..整倒就算了舍…..”他的语气无可奈何。

　　从和老师通话到现在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怎么就不行了呢？……我不禁想起两年前在他家看到的一幕——

　　在周克芹的书房兼卧室里，我和他一边吃饭一边交谈。他说：“上了五十岁，感到身体就不行了，很累。最伤脑筋的是应酬外事活动——前不久才接待了美国作家代表团，眼下又要接待荷兰作家代表团…..”看他有些清癯消瘦的面容，我说：“您好久还是去作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看有没有啥子潜在的毛病。““没啥子大毛病，就是牙齿不好，胃上消化不是很好……”刚谈到这里，电话铃响了。接完电话老师回到座位上不言语地闷头吃饭。不到两分钟，电话铃又响了。我听他给对方说他现正在吃饭，就不去了。过了片刻，电话铃再次响起。“推不脱——是催我去接待XX县[此略]文化局长的。”老师放下电话一边对我说，一边拿起外套、带上帽子准备出去。“其他人接待不行？非得您去？”“人家非得叫去……”大约半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一边脱去外套、摘下帽子一边说：“晚上六点半还得去陪吃晚饭。”看他很疲倦的样子，我起身说：“您休息吧，我走了。”“再坐会儿吧。”他挽留我。我又坐下来。看见他床头柜上放着一大摞厚厚、薄薄的书，我问：“您最近在看什么书？”“眼睛不大好，最近看得不太多，有时叫雪妹念给我听，”顿了顿，他说，“我的归宿很可能是自杀。”这话使我很吃惊：“您咋会这样说呢？”“我只要生病就头昏眼花，不能看书、不能抽烟，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所以我今后如果病重了，我想我很可能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一生……”“您咋会这样想呢？您才五十出头，正是男人的黄金时候，正是出成果的时候。”我安慰他。

　　是啊，老师才五十三岁，他不会有啥的……一路上我安慰自己。

　　一到成都，我慌着买了点水果就往周克芹家打电话，想问问他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老师的长女惠莲。我问她：“你爸爸在家吗？”她神经质地反问我：“你哪个？”我通报了姓名，对方叫我等一下。稍息片刻，“喂——”电话里传来一个男音，我欣喜地问：“您周老师吗？”“你还不晓得啊？……”我这才意识那不是老师的声音——老师的声音没那么粗、那么急促，紧接着传来的是低沉、有些哭腔的声音，“我爸爸他已经在昨天凌晨去了……”是老师的儿子昌娃！“你说啥子呢？”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反问。对方沉默了。“他现在在哪里？”“已经送到殡仪馆……”“哎呀——”我绝望地长叹一声，泪如泉涌。

　　艰难地跨进老师的家门，坐守在灵堂前的老师夫人张月英起身将我接住，她哭得像两个红桃的眼又装满了泪水。“老师他咋走得那么早、那么快啊！……”我哽咽着说不下去。“就是嘛……”张月英也啜泣起来。老师慈祥的遗像悬挂在饭厅墙上，遗像两旁的挽联是著名诗人流沙河亲笔题写：克己献身岂止长篇鸣后世勤笔致瘁那堪短寿哭先生

    [二]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就在《四川文艺》上看到署名“周克芹”的《李秀满》《早行人》等短篇小说。后来从区社团干口里得知“周克芹”就是我们县绛溪公社的一个青年农民，说他在成都读中专时，因“反右”写了一篇“卖油娘子水洗头”的“大字报”就被遣返回乡“劳动改造”。回到农村后，他初衷不改、矢志不渝追求理想之梦——无论数九寒天还是酷暑三伏，坚持在一盏豆灯下读书、写作到凌晨，第二天还得拖着虚弱、疲惫的身子去为一家几口人的生计奔波、操劳。他的《李秀满》被译成好几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发行，他的作品被编成《石家姐妹》短篇小说集在全国发行。1974年冬，我到东溪公社找一个区团干，当时他和一个男子正在一间屋里写什么。出来时区团干指着那个正伏案疾书的男子对我说：“他就是周克芹。”周克芹这时转过身来把我看了一眼。第一印象的他：一个中年男子，两颊消瘦、面容清癯，背微佝偻，身着一件脏不溜秋的光棉袄。样子是个十足、且有些寒碜的农民！可那时他已从乡下调到区上做“基本建设员”。一晃到了1979年夏末，我到杨家公社第二次见到周克芹，我才留意地看了他：约莫四十出头，一米七出头的个子，略显清瘦的脸颊有隐隐几个麻点，前额宽阔、五官有楞有角，一双深沉的大眼透着淡淡的忧愁和几分沉毅。从区团干口里我得之周克芹已从区调县文化馆，又从县文化馆调省文联正式转为专业作家，现正在杨家公社深入生活。晚饭后我们漫步在杨家街上，区团干给我谈到，作家与一般人就是不一样，旁人不经意的事或物或话题，周克芹却很经意，写进他的书里就成了精彩的东西。区团干还说，周克芹现正在创作一个长篇，前半部已准备交一个文艺刊物连载。我们来到周克芹的住地——一个小旅馆的小屋子，他正坐在床边一边抽烟，一边和人聊天。我和周克芹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他讥讽我：那个时候，全县都晓得有个周兰，但不晓得有个周克芹。1979年底，《红岩》杂志全文登载了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四姑娘的悲惨遭遇和书中描写的家乡的风土人情深深吸引了我，爱好文学的丈夫看我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爱不释手，轻蔑地说：“一个农民会写出啥子惊人之作？”“你看嘛，你看了再下评论好不好？”我说。丈夫终于拿起这本书看了起来。看完后，他说，关于书中几个人物处理的利弊他倒是很想与作者商榷商榷，我向周克芹发出了邀请。冬日的傍晚，周克芹如约来到我家，在袅袅的烟雾中，两个男人围绕《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展开了认真、坦率的交谈。我注意到周克芹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他的语言表达远不如他写的书那么流利酣畅。他当时有句话给我和丈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就是要从那些包白帕子的人[指农民]身上去发掘人们心灵深处的美。”我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故事性很强，给人的立体感很强，看书就像在看电影，要是能拍成电影一定会好看的。没想到他很平静地说：现在“北影厂”和“八一厂”就是在争着要编电影剧本，两个厂都排出了很强的导演、编剧、演员阵容。“您参不参加编剧？两家争执你参加哪家？”我问。他坦率地说：“我两家都不想参加，一是因为参加一家不参加一家不好，两个厂都参加不可能；二是把书改成电影剧本，那是艺术的再创造，我对这个是外行。”我丈夫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给人留下了很多悬念，他问周克芹：“你是否还会写续篇？”周克芹：“有这种打算，这也正是我不想介入电影编剧的原因之一，因为一旦介入我就没那个精力写续篇了。”那次谈话不久，《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炒红了简阳、炒红了全川乃至全国。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书而产生出两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个川剧，这在当时乃至后来的文艺界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周克芹”的名字也由此名扬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