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前，我前往“花园国家”新加坡参加国际能源周活动。虽然只有短短几日，桩桩小事却让我感受到新加坡人的纯朴与善良。

　　到达新加坡的第一天，我打算去一家博物馆参观，由于不识路，便在饭店门口顺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50岁上下的中年人，他笑着告诉我，其实那家博物馆离我住的饭店很近，不必花钱乘车，并详细为我指点了方向。根据他说的路线，不到10分钟我就走到了博物馆。

　　到一家自助式日本餐厅用餐，餐厅入口处，店员递给我的一张磁卡和一个写有“预定”字样的塑料架让我犯了难。看到我手足无措的样子，年轻的女店员善解人意地走过来，详细告诉我它们的用途：塑料架用来放在空桌子上表示这里有人，而磁卡则需要在点餐时交给店员作用餐记录，最后一起结算……看到她和善的笑脸，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买东西时，店家会主动帮我算怎样可以打折；会场里遇到的陌生人，听说我来自中国，便兴奋地向我细数在中国曾游览过的地方……作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新加坡对待外国人并没有一般商业社会存在的冷漠和排斥，仍然保留了东方传统道德中的友善、热情和包容，让我不断体会着惊喜与感动。

　　新加坡人的良好素质与东方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影响息息相关，而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经过政府的长期规范引导形成的。

　　由于历史原因，新加坡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商业化的急速发展，很多年轻一代纷纷抛弃了东方传统的价值观，社会道德一度呈现危机。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害，于是倡导了一场“文化再生”的运动。1982年，李光耀号召新加坡人要保持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持贯彻执行的治国纲领。

　　李光耀的“东方理念”被历届新加坡领导人所认同和继承。1988年10月，时任副总理的吴作栋提议把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在学校、工作场合和家庭中广为倡导和宣传，使之成为每个国民的行动指南。1991年，政府还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五大共同价值观，成为儒家价值观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的蓝本。

　　就这样，新加坡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西方结合的特殊民族文化。在他们的生活中，既拥有西方商业社会的进取与活力，也具有东方传统社会的包容与谦和，不仅推动了社会的有序发展，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称羡。其实，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失衡问题。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政府加以正确有效的引导和帮助，是可以在吸取他人之长的过程中，保留自身的优秀文化的。(张慧中)